欧洲:帮助难民就是犯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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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卷 而 至 的 难 民挑 战 “善 举” 与 “违 法” 之 间 的 界 限

3月11日,在丹麦南部城市的一间法庭上,48岁的被告莉兹贝丝·佐尔尼格(Lisbeth Zornig)表示不服法官判决。法官刚刚同意了检方的要求,莉兹贝丝须缴纳22500丹麦克朗(约合人民币22000元)的罚款,因为她犯下了一项“人贩罪行”。但是,不同于那些发难民财的惯常意义上的“人贩”,莉兹贝丝只是因为不忍看到难民们长途跋涉,在丹麦境内捎带了几位难民一程。

顺路搭载需要帮助的人一程,这是再普遍不过的小小善举,用莉兹贝丝的话说,她做的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在这片以富饶、平和、自由著称的欧洲大陆上,还有很多深谙中产阶级“体面”做法的普通人,在难民潮下,他们因遵循自己的价值观而受到法律责罚

去年9月7日,莉兹贝丝驾车从丹麦南部的勒兹比(Rødby)返回哥本哈根。那个时候,欧洲“难民潮”已经充斥各大媒体,生活在欧洲的人对电视屏幕上难民更是习以为常。逃离战乱、席卷欧陆的中东难民们最向往的地方是对难民最为友好的德国和瑞典。德国和瑞典之间,还隔着一个丹麦。右翼保守的丹麦政府,这个时候已经对难民显露出不友好信号,是第一个降低难民补助的欧洲国家。

勒兹比是从德国跨境进入丹麦后的第一座城市,去年9月,数百名难民从德国过境来到这里,打算徒步穿越丹麦,前往瑞典。莉兹贝丝在回哥本哈根的路上撞见的,便是这些难民。

看到长途跋涉的难民,莉兹贝丝说:“电视上的画面就在眼前,这让我觉得非常不真实。我无法熟视无睹地开一辆空车回家。”她将一家子叙利亚难民(四位成年难民和两位孩童难民)接进了自己车里。那天,她的丈夫在哥本哈根家中,给这一家难民烧了一壶咖啡、递了几块饼干,并驱车送他们前往火车站,替他们买了前往瑞典的火车票。

莉兹贝丝随即在推特上分享了她的感受,她说:“我不想挑衅,但是当你遇到一小批疲惫不堪的、从叙利亚逃离出来的他们的时候……” 多家丹麦媒体报道了她的做法,因为尽管她捎带难民的做法是一个善意的行为,但却违反了饱受争议的《丹麦外国人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为没有合法居留的人提供交通是犯法的

尽管联合国对“人贩”的定义是因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偷渡人口,欧盟也有协议表明,如果是因“人道主义救援”而进行交通上的协助,成员国可以选择不做惩罚。但丹麦并没有与这些国际协议绑定,可以选择遵循本国法律。在“反难民”的政治风潮下,丹麦继续缩紧协助难民的政策,这包括今年1月颁布的一项充满争议、没收入境难民贵重物品的法案。政府称没收的财产将用来承担难民在寻求庇护期间的开销。

但丹麦很多普通人并没有一味遵循政府的做法。莉兹贝丝是一位已有些名气的儿童人权倡导者、经济学家、作家;她对难民的协助,成为了丹麦愿意帮助难民的普通人的“代言人”。媒体上的这些讨论,正是她犯下“贩卖人口”罪行的呈堂证供,她的丈夫也因此面临等额的惩罚。丹麦检方希望借对她的公开审判,杀一儆百。

根据丹麦警方的数字,自2015年9月到2016年2月,已有279人因协助难民交通而受罚。莉兹贝丝则是其中曝光率最高的一个例子。莉兹贝丝说,对她的判罚,是丹麦政府向普通人传达的“政治信号”。欧洲其他国家也有相似例子,因席卷而至的难民,挑战着公民在“善举”与“违法”之间的界限。

在希腊,协助难民的志愿者和NGO工作者们,也面临希腊官方的“责难”。今年1月初,两位来自丹麦、三位来自西班牙的志愿者因“协助偷渡罪”被希腊海岸警卫队逮捕,随后缴纳了5000至10000欧元不等(约合人民币36000元至73000元)的保释金。他们进入庭审的日期还未确定。

去年十月,一位英国退伍军人罗伯·劳里(Rob Lawrie)在探访法国加来难民营的时候,试图将一位4岁的阿富汗女孩带离难民营,前往英国。罗伯说:“她是个孩子,只有四岁,她的家人是我的邻居,那个晚上特别冷,她在我的膝头睡过去,我无法将她留在一个难民营的帐篷里。”罗伯将这个孩子藏在了驾驶座上方的一个卧铺里,他的卡车在抵达轮渡前被法国警方拦下。他因此在法国以“人口偷渡罪”被起诉。如果法庭确认他的罪行的话,罗伯将面临最高5年的牢狱。面对重罚,罗伯最终承认了“危害孩童”的罪责,法庭酌情免除了他的“人口偷渡罪”。

将善举和体面的做法“罪犯化”,只是难民危机对欧洲政治、社会肌理种种冲击的一个切口。难民作为“陌生人”,应当在欧洲接受来自谁、具体如何的“待遇”,将面临多重考验,从道德到体制都是如此。各方的预测都显示,今年,进入欧洲的难民数量将再次突破百万。过去半年,关于难民的故事已经挤满媒体头条,犹若“审美疲劳”;但是,难民危机对欧洲的深刻影响,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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