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后他的电影得了大奖,但这颁奖的还可以坚持多少个10年?

(原文发表在《好奇心日报》:http://www.qdaily.com/display/articles/5996.html

2002 年秋天,当时仅 26 岁的导演雎安奇带着一个小有名气却穷苦潦倒的上海诗人竖(侯献波)去了新疆。此行只有两个人,一部迷你 DV,要拍一部电影。行程很明确,在新疆随着跑运输的父亲长大的雎安奇在一年前已经仔细踩了点,这将是一个诗人在西北苍凉的公路上的故事,关键词是“辗转、寻找、妓女和做爱”。

刚刚 30 岁的竖跟着雎安奇搭车走了四十天,找了四十天的妓女,写了十六首诗。用雎安奇的话说,“是像西天取经一样的自我放逐。”这一场身心交瘁的放逐下来,雎安奇精疲力竭,“接下来的一年感觉都很虚无”。他将七十多盘录像带封在了箱子里,三次搬家,但十年未拆封。直到2013年再次偶遇诗人竖,才开始剪辑。

这十多年,鹿特丹电影节负责中国地区的选片人葛文·塔姆斯玛(Gerwin Tamsma)是这样向《好奇心日报》形容的:“美酒在发酵”。这部题为《诗人出差了》实验电影在2015年第44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上首映,并一举获得了亚洲最佳电影奖(NETPAC Award)。

商业电影的成功几多相似,独立影片背后的故事却各有不同。40 多年来,以推崇独立电影著称的鹿特丹电影节,每年在凛冬时节献映的电影,绝大多数都带着“先锋”或“艺术”电影的标识(有心逗留在会场,也能多少听到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中国的独立电影称从 1990 年代初(张元的《北京杂种》)起步,二十多年来在鹿特丹的亮相也可以看出些独立电影在中国的景况。

今年鹿特丹电影节 220 部长篇电影中,有大概 8 部来自内地和香港,11 部来自台湾(其中大半是来自台湾“新院线运动”时候的老电影)。华语片的新作中,可能观众熟悉的就只有《黄金时代》。其余几部用“反映中国底层现实”来概括不为过:“农民工”有章淼焱的《天堂一角》,早些出现在釜山电影节上,镜头跟随留守孩子进城寻找外出务工的母亲;“城镇化”有李珞的《李文漫游东湖》,武汉市区慢慢缩小的东湖边的故事,以及王兵的纪录片《父与子》,一个父亲两个儿子生活在工厂给的 4 平米的小屋中。

规则都是一层窗户纸

当鹿特丹电影节负责中国地区的选片人葛文收到《诗人出差了》样片时,他已经不记得这部由 HBF基金(Hubert Bals Fund,自80年代为纪念鹿特丹电影节的奠基人Hubert Bals而设立的一个低门槛、资助发展中国家独立影片制作的基金会)曾支持过的电影了,但这是葛文今年看过的、最精彩的电影之一。他随即给雎安奇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邮件,邀请影片参加影展。

雎安奇几天后收到了柏林电影节的邀请,被葛文的邮件打动,雎安奇已经选择了鹿特丹。这样的选择,时时会发生,危地马拉导演 Jayro_Bustamente的《Ixcanul》(《火山下的人生》)亦得到 HBF 基金的支持,但决定参加今年柏林电影节的竞赛单元。

《诗人出差了》获奖当晚,雎安奇就收到了好几个影展的邀请,亦有计划在美国结合展览进行放映。能有这样的推广,也要看到《诗人出差了》强大的制作团队,导演雎安奇的第一部影片《北京的风很大》就在柏林电影节获奖,出品人方励的作品包括娄烨的《颐和园》和去年韩寒的《后会无期》,制片人李振华更是资深的当代艺术及新媒体策划人。

对于完全没有艺术院线的中国而言,能够进入国际影展,几十年来都是作品得到认可的证明。如今各大电影节上都不乏来自中国的电影,雎安奇对有志进入这个圈子的年轻人说,“这些所谓的规则,都是一层窗户纸。”

电影节上,专门面向年轻制片人的“鹿特丹实验室”(Rotterdam Lab)也在帮忙捅破这层窗户纸。这个单元 15 年来每年都汇集一批年轻制片人,在电影节期间集中培训(这个单元尚未在中国找到合作的机构)。Nienke Poelsma 是 CineMart 和鹿特丹实验室的负责人,前者是鹿特丹在80年代初创立的“集会”,将国际电影人聚集在一起,以酿造合作机会。Nienke 对《好奇心日报》说,鹿特丹主会场很集中,专业人士们很容易在各种餐会和聚会上见到,要比戛纳等大影展容易很多,“我们也会告诉学员该如何就算在电车上巧遇投资人,也能在几分钟内打动对方。” 

从这里起步,在这里终结?

国际电影节几乎是伴着 1960 年代的“布拉格之春”起步的,半个多世纪过去,电影节已经是电影行业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现时的“影展网络”发达复杂,基于投资的不同来源,欧洲和美国也呈现出不同的生态(美国没有来自基金会的投资)。这一点放在眼中,再把“Film Festival”翻译成“电影节”就只是点出了人头攒动的表象,却道不出它们(当下全球有超过 1 万个电影节)在当代电影工业中穿针引线的现实作用。尽管这 1 万个电影节绝大多没能够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且每年都能吸引眼球的,并不多。鹿特丹电影节一定名列其中,而且它仍然以不设红毯、坚持先锋而著称。鹿特丹电影节现任主席鲁格·沃夫森(Rutger Wolfson)不久前宣布辞职,今年将是他带领的最后一届电影节。2008 年上任的鲁格两年前患了一场大病,痊愈后决定提前离开(离合约任期还有一年),生命的脆弱让他决定“不再推延任何事情。”

出身当代艺术圈的鲁格,八年来不无努力地保留着鹿特丹电影节的先锋气质。但辞职的消息出来后,《好莱坞报道者》的评价仍然尖锐:“鹿特丹正在十字路口上。”

批评者的声音顺应成功学的标准,“太多另类的电影、太少明星吸引媒体、太少商业机会能够吸引业界。”即便当培养青年电影人的项目获得瞩目的成功(譬如鹿特丹资助的电影在戛纳获大奖),“但是这样的成功并没有让鹿特丹获益,”荷兰媒体 Algemeen Dagblad 的电影编辑 Ab Zagt 说。

在热衷独立电影的人看来,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旗帜鲜明地坚持“先锋”,大概就是最大的“获益”了。至少到目前为止,鹿特丹还在孜孜不倦得为这样的标识输入。电影节最核心的“金虎奖”只颁给处女作或二年生的作品;HBF 为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影片提供小数额的资金支持(今年参展的所有中国电影,除了《黄金时代》外,都得到过这个基金的资助);除了上文说的“鹿特丹实验室”培训制片人,类似还有训练年轻影评人的,不一而足。

但是“独立”这两个字真是很难养,起步难、推广难、发行更难。大洋彼岸一样紧握“独立”旗帜的美国圣丹斯电影节刚刚闭幕,被评论家吐槽已经变成“电视剧推广平台”。鹿特丹今年设计了两个帮助发行的单元:“IFFR Live!”(在欧洲其他影院同时上映鹿特丹电影节的片子,然后透过社交网络与电影人交流)和“Tiger Release”(将影片在 European Video on Demand,一个欧洲视频点播平台上发行),效果一时难以评价。

很多独立电影有着和大片完全不同的运作方式。因为缺乏强大的营销资金支持,独立电影往往完全不在市面上打广告,也不会打点院线求得高排片率。相比之下,参加特定的电影节获得预售权和相应的资金,是独立电影公司重要的营收来源。所以独立电影一般都不会进入正式发行渠道,在不同国际影展放映一轮便几乎定义了电影的生命周期。

那么你呢?当你在电影院面对一众的确太烂的商业片大加吐槽的时候,会不会想起那些不知去了何处的、不一样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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